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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廉政文化的繼承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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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需要堅持發揚我們黨在反腐倡廉建設長期實踐中積累的成功經驗,需要積極借鑒世界各國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積極借鑒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寶貴遺產。

傳統廉政文化的理念、制度、物質和行為四個層次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成為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為官從政、個人修養的核心脈絡。深入挖掘傳統廉政文化資源并汲取營養,對于當前建設廉潔政治,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廉政理念: 從“義利之辯”到“廉潔自律”

傳統廉政文化在理念層面包含關于廉潔從政的思想、認知、理念和價值觀等,以廉為本是傳統廉政文化的核心。那么,如何做到以廉為本呢?古代先賢強調通過義利之辯,樹立“以廉為基”的利益觀。義利之辯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基本的爭論。儒家學者認為義利關系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基本矛盾,也是人生應該解決的首要問題。程顥說:“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朱熹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可見義利觀是傳統文化中核心價值觀。《孟子·告子上》有“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盡心下》:“養心莫善于寡欲。”很明顯,孔子、孟子的價值取向重義而非利。“義”,是滿足欲望、獲取財富的前提。當然這些思想并不籠統排斥財富(利),也不拒絕合乎道義的財富,而是要以道義作為價值尺度。宋明時期,義利之辯發展為理欲之辯。朱熹在解釋古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時認為,如果人心“無所主宰,流而往返”,就會危害社會。所謂“道心”就是人的道德意識與理性,“人心”就是指個人與生俱來的感性欲望。朱熹認為要使“人心”不泛濫以致危害社會,就要用“道心”主宰“人心”,也就是欲望應當受道德原則的約束。可見,重義輕利,崇義非利一直是中國理性的道義約束,古代義利之辯的主流觀點。

傳統廉政文化中的義利之辯對于今天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當前,面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依然嚴峻復雜的形勢,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扎實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嚴肅查處腐敗分子,堅決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著力營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圍。“不敢腐”主要靠法治,“不能腐”主要靠制度約束,“不想腐”則要靠教育和道德約束。“不敢腐,不能腐”屬于外在條件制約,“不想腐”則屬于內在精神自律。作為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財富觀。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礎則是人類精神的他律。”律,法也,引申為“約束”。自律,就是自我約束。

“貪似火,無制則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人一旦私欲萌動而得不到遏制,就會漸漸吞噬人的心靈,天長日久不知不覺使人喪失理性。因此,作為黨員領導干部必須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加強自身修養,樹立正確的義利觀,努力做到廉潔自律。

廉政取向:從“民惟邦本”到“為人民服務”

《尚書·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句話告誡我們,人民只可以親近,不能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而輕視人民。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所在,人民穩固則國家安寧。《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梁惠王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孟子的政治觀念中,在政治生活中人民是最重要的,國家利益次之,為政者則處于較輕的地位。執政者應以民心向背為施政之基。“民本思想”是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哲學依據,淡化了中國文化“君權神授”的迷信色彩,限制了執政者濫用權力的行為,成為古代社會秩序建構的價值取向和理論支撐,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和諧及政治穩定。

上述理念告訴我們,作為執政黨,必須樹立正確的執政價值取向,才能提高執政能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圍繞這一宗旨,我國傳統廉政文化對執政黨的價值取向的啟示是:首先,樹立以廉為本的執政意識。以廉為本是執政之要。創新理論學習、宣傳教育方式,大力弘揚傳統廉政文化中以廉為本的執政意識,引導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廣大黨員干部只有始終堅持以修身為本,真正做到“內省”、“慎獨”,才能在工作崗位上勤政務實,清白做人。其次,樹立敬德保民的公仆意識。群眾路線是執政之基。借鑒傳統廉政文化中的親民、保民思想,就要求黨員領導干部自覺樹立公仆意識,牢記并恪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認真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不斷夯實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第三,樹立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新形勢下,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借鑒傳統廉政文化中民惟邦本思想,就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能夠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前提下,堅持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加強黨的隊伍建設,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確保黨的執政安全,確保人民利益的安全。

廉政模式:從德治主導型到德法并重型

傳統廉政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文化,是一種以“內圣外王”為目標的倫理型政治文化,在廉政模式上,表現為“德主刑輔”的廉政模式。然而,德與法的關系中,德的主要地位并不能否認傳統廉政文化重視法或者制度建設。相反,在制度建設上,傳統廉政文化也具有豐富的內容。一是廉政的法律制度。《史記》記載,舜帝時,曾“鞭作官刑”。《韓非子·六反》中有:“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唐朝的《唐律疏議》是現存的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典,提出了懲防結合的廉政措施。二是官吏選拔任用和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西周的“六廉”制度、秦漢時期的官吏“試守”制度、漢代的察舉孝廉制度、隋唐之后的科舉制度以及宋代的官吏任職回避制度等。由此可見,制度建設是傳統廉政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鄧小平指出:“廉政建設,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當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應著力加強兩個方面:一是建立完善的廉政制度體系。借鑒傳統,立足現狀,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從源頭上消除濫用權力、以權謀私、權力尋租的可能性。二是牢固樹立“以廉為首”的干部用人導向,建立“以廉為首”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就是注重干部的廉德,并把它納入到干部的選拔和考核中,作為干部任命、考核的根本依據。要加強廉政立法,不斷完善相關法規,建立完備的廉政法規體系。同時,要加大腐敗成本,形成“不敢腐”的高壓態勢。德法并重模式,強調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思路,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加大了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力度。

廉政作風:從“修齊治平”到“三嚴三實”

傳統廉政文化的行為層面包含公職人員秉持廉潔理念而在為政、治國以及社會交往中表現出來的行為方式,如工作方式、生活習慣、言談舉止等。傳統廉政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廉行思想。明朝錢琦說:“居官者,公則自廉。”意思是說當官的人,做事情的時候保持公平就自然而然地做到廉潔。為官者公平辦事,公平執法,不偏不倚,是廉潔的重要行為方式。要教育官員廉潔,必須讓他們做到公平正義行為節儉。可見,廉政文化不僅是一種認知,更強調一種行為方式,正如古人所講“踐廉于行”。為政者只有率先垂范,做事正派,才能實現廉潔執政,建設廉潔政治。

儒家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身程序,將道德價值擴展到政治價值,充分明確修身齊家與治國平天下相互關系。“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被朱熹稱為《大學》“三綱領”。明明德是個人德性修養之學,親民是為政者治平實踐之學,止于至善是人們要達到的人生崇高境界,蘊含著豐富的“廉行”思想。古人說“踐廉于行”,為政者只有在行為中自覺踐行“三綱領”,做人正氣,做事正派,才能實現廉潔執政,打造廉潔政治。“三綱領”是古人修齊治平之要,那么,作為黨員領導干部,從一言一行上又要確立什么樣的座右銘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領導干部都要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三嚴三實”明確了領導干部的修身之本、為政之道、成事之要,為加強新形勢下黨的思想政治建設和作風建設提供了重要遵循。“三嚴三實”的要求,抓住了黨員干部做人從政的根本,明確了干事創業的準則,劃定了為官律己的紅線,是中央對黨員領導干部作風建設提出的新要求,為干部加強修養、改進作風、健康成長指明了方向。作為“關鍵少數”的黨員干部必須加強自身廉政修養,在執政行為中踐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才能達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至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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