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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傳統廉政思想 推進新時期廉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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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重要內容。古人很早就有“廉”的觀念,《周禮·小宰職》說:“以官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楚辭》說:“寧廉潔正直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廉。”《管子·牧民》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廉政,主要是指握有一定政治權力的人們在物質利益方面的謙讓和不茍取,它的反面是貪污腐敗,賄賂聚斂等。將古代廉政思想及實踐進行梳理和歸納,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重視廉政教育的積極預防作用

孔子提倡“有教無類”(《衛靈公》)。他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認為人的本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所受的環境影響的不同,人與人之間才在道德水平,知識水平等方面產生了差距。因此,縮小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的有效辦法就是使每個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人受過教育,增強了廉恥之心,道德修養有了較大提高,就會遵守禮法。歷代圣賢都主張從教育入手,提高官吏克己奉公、反貪拒賄的思想認識和道德素養,要求官員清心寡欲,淡泊明志,慎獨律己。孔子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茍正其身,予以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荀子也認為:“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后豐取刻與,以無度取于民。”所以荀子的結論是“有亂君,無亂國”(《君道》)。儒家一再申說“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悠者也”。一再呼吁:“正其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大學》)元朝大德五年徐元瑞纂集的《史學指南》,是吏員啟蒙教育的優秀教材,其中《吏員三尚》提出了“尚廉、尚勤、尚能”的“三尚”,其中“尚廉”解釋為“甘心淡薄,絕意紛華,不納苞苴,不受賄賂,門無清謁。身遠嫌疑,飲食宴會,稍以非議,皆謝卻之”。《戒石銘》中也說“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貫穿了極為豐富的吏治思想。

建立監察制度,強調以法治貪,防止官員貪贓枉法

人是有欲望的,一旦有了權力,欲望就會成為一個不斷滾動的雪球,條件不同,欲望是隨之變化的。如果權力不能受到制約,欲望就會無限地膨脹;于是,腐敗就不可避免地應時而生了。我國歷代統治階級十分重視監察制度。我國古代專職監察組織系統是在秦漢時期逐漸發展起來的,戰國時職掌文獻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顯的監察職能,秦代大大提高了御史的地位,御史大夫既是丞相的副職,又是最高監察長官,位列三公,處于國家中樞地位,還頒布了察吏律令,在《秦簡·語書》中規定了辨察良吏和惡吏的細則,作為監察官員執法的依據。漢朝在中央設置御史臺為最高的專門監察機關,武帝時又將全國劃為十三個監察區,名曰“州部”,每個州部設御史一員,直屬御史臺,漢武帝還親自制定了《刺史六條》,嚴格規定了刺史監察的重點對象是強宗豪右、郡守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及子弟;也規定了刺史監察地方的權限。至唐形成了獨立于一切機構之外的監察機關———御史臺,其有權彈劾百官,考察百官的品行政績和操守,同時定有諫議制度,可對最高統治者執行政務的情況進行監督、批評。宋朝在州一級政權設有“通判官”,由朝廷直接派遣,作為皇帝之耳目,監察知州的活動,可以隨時向朝廷報告地方執法情況,還頒布了《諸路監司互察法》,規定了監察官員的互監,是我國古代監察法規建設的一大創舉。元朝也頒布了《設立憲臺格例》的三十條臺綱,是我國古代一部完整的中央監察法規。明清時期的監察制度隨著中央集權的高度發展而達到最嚴密的地步。明洪武十五年改御史臺為都察院,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專司糾彈百官之職,并握有對重大案件和司法會審權。清朝頒布的《欽定臺規》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最完整的一部監察法典,可以說是集歷代監察法規之大成。

上述監察制度和監察法規的頒布和實行,在歷史上發揮了不小的積極作用:一是對違法的官吏嚴懲不貸;二是強化了對監察官吏的監督;三是嚴明了監察法紀,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監察隊伍的廉潔奉公。

注重考核,嚴懲貪污、受賄性質的犯罪,以促進官吏為政清廉

我國古代官吏的廉政之德,在內容上不僅包括律己奉公,而且包括能“養民”,給人民帶來“豐財”。清初進步思想家唐甄將廉政范疇以功利主義的政治內容,他說:“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財;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舉廉舉才,必以豐財厚利為征。”“若廉于潔身,才止于決事,顯名厚實歸于已,幽憂隱痛伏于民;在堯舜之世,議功論罪,當亦四兇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賞哉!”又說:“廉而不能養民,其去貪吏幾何?”(唐甄《潛出·考功》)這就將廉政的目的在內容上作了拓展,同時也昭示了廉政對富國強民、鞏固政權的重要作用。

為了廉政制度的貫徹執行,在我國古代,還有一套獎懲辦法做保證。商時規定有“貪以敗官”的墨罪,戰國時李悝在其編纂的《法經》六篇中,規定有丞相犀首受金、借假不廉等懲治瀆職罪的法條。漢武帝十三年,規定“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即死刑)。在《唐律·賊盜律》中規定:“諸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者,加凡盜二等,三十匹絞”。元世祖時規定,設贓罪13等,犯贓官吏“輕者杖決,重者處死”(《元史·世祖紀》)。明初,朱元璋訂《大誥》四編,規定對守財不枉法者也處以凌遲、梟首。歷史上許多思想家也提出了重典治吏的思想,清初的啟蒙思想家唐甄就強調,“夫刑自貴始,自寵始,自近始,刑乃威,威則民畏。刑于命獄,于鬻獄,于奸獄,刑乃清,清則民服”(《潛書·權實》)。

中國古代廉政思想有其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階段實質,就當時的背景而言,在不同程度上也維護了勞動人民的利益,順應了民心民意,對推動社會的進步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特別是反貪官、輕徭役、提倡“天下為公”等更是直接地維護了勞動人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和緩解了勞動人民的苦難,這是應當明確肯定的。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黨面臨新的形勢和任務,面臨著新的嚴峻考驗,認真研究和繼承我國古代廉政思想中的精華,對我們當前進行的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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